生存，生命体不可剥夺的权利。生命生而平等，不管是人还是其它生灵，不管生命是卑微还是显赫，存在便不可被忽视。忽视生命，不仅是对平等的漠视，也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，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崩塌。
生存最基础的就是衣食住行，没有衣食住行，生命就没有质量，只能是苟且。生存要有保障，就是要有收入来源。收入从何而来？最简单直接的，就是工作。工作不仅能实现个人价值，更能保证生活持续。
人必须有工作的权利，即工作权。工作的权利又可粗略地分为“获得工作的权利”（即保障就业的权利）和“从事工作的权利”。前者可以是积极权利，指个人有权要求他人或社会为他提供某种物品或服务。
获得工作的权利，可以是政府为个人提供岗位，也可以是个人为他人提供岗位。通过政府或个人提供的岗位，保证了其他人有工作，维持他们的生活，让社会得以有序推进，工作环境的存在由政府予以保障。
从事工作的权利是消极权利，指任何人不得以强制手段阻止其他人去寻找工作、从事一项合法的职业、与雇主签订自愿的合同。获得工作更倾向于政府和社会提供平台，从事工作更多倾向于自己的主动选择。
工作权最简单的形式，社会需要提供一份工作，而薪资由提供方决定。工作权进阶的形式，社会提供一份工作，但薪资由劳动者来决定。这就是劳动者根据自身提供服务来决定价值，是一种利润分配形式。
不管哪种形式，政府都会根据个人的工作和提供的服务，以及企业的收益进行利润再分配，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。工作权的两幅面孔，及其后续产生的利润再分配，使权利在赋予过程中有利可图。
政府的利润获取，来源于税收，税收的来源是工作岗位的组织者和劳动者，即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的赋税。税收怎么分配完全由政府或特定人员规划，工作岗位的分配及相应的提供机制或环境保护也是如此。
比如在获得工作的权利上，农民获得了相应的土地并进行生产，所产生的部分利润将以赋税的形式上缴。这个上缴比例并不是农民自主，而是政府规定，比例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生存和利润的多少。
如果缴纳比例过高，农民的生活变得困难或难以为继，必然会克扣自己的生活或减少相应的工作支出。这就会导致消费的降级与农业产出，同时影响到其它行业和人群的生活，最后导致社会体系出现问题。
政府用税款提供的工作和就业环境，是以牺牲纳税人的生活品质和工作为代价。工作权就此终结，它既是一种不公，也是一场泡影。部分“工作权”夸张延伸的“利润权”却依然存在，甚至活得更加滋润。
比如某些垄断行业，如烟草、电力，尽管赋税不低，但提供的岗位却是留给特定人群，普通人无法企及，如此让“工作权”成为特定人群的“囊中物”。保护主义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，难道不可耻，不让人痛恨吗？
当某些工作成了稳赚不赔的工作，当某些人只能“愚蠢”地选错行当；当某些人永远都是盈余，当某些人却总是艰难，社会分配体系和赋予权利就出现了问题。要知道，利润是一种全民权利，而不是部分人独享。
社会没有意识到，为了满足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让大部分人背上苦难，最终会导致绝大多数人出现亏损，由此社会便被背上重负，使越来越多的人对生活和制度不再信任，社会秩序变得混乱，从而积难重返。
这种名为权利实为特权的行为，存在两种后果，一种是即刻显现，当下便被人知道，一种是遥远的，起初难以察觉，积累到一定时候就发爆发。当权利组织者真实为大多数人权利服务，紊乱就不会发生。
人性总是存在一种自我保护意识，或者说为了利益而产生自私的行为，缺乏真正的理性。一件事如果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公平、正义和道德之上，结果必然会与人们的期望背道而驰。这也是谬误长期横行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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